觀察｜綠電紅利如何真正鼓起農民錢袋子？
來源：中國能源新聞網 時間：2025-07-03 11:20
中國能源新聞網記者 馮聰聰
“農村可再生能源每年可提供約73億噸標準煤的能量，相當于當前全國農村能源消費總量的12倍。”在國網能源研究院組織召開的第四屆中國農村能源大會農村可再生能源發展交流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拋出的數據擲地有聲。
杜祥琬直言，“農村包圍城市”是我國革命成功的核心戰略，也是我國能源革命的優選路徑——在化石能源基礎薄弱的農村率先突破，代價更小、阻力更輕。
在“雙碳”目標與鄉村振興戰略交匯的關鍵時期，農村能源革命正成為撬動綠色轉型的重要支點。與會專家一致認為，農村能源革命需從國家層面統籌能源保供、農業強國建設與生態治理三重使命，破解散煤治理、生物質低效燃燒等痛點。
這場交流會清晰指出：農村能源革命已從“單點突破”邁向“系統生態重構”，唯有政策、產業、技術、機制四輪驅動，方能鋪就一條兼具低碳底色與民生溫度的鄉村振興之路。
農村能源革命是國家戰略的關鍵一環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這一判斷，為農村能源革命奠定了戰略基調。國網能源研究院院長魏玢在發言中指出，農村可再生能源已成為我國實現“雙碳”目標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交匯點。
資源與市場的天然耦合，構成農村能源革命的獨特優勢。
“豐富的可再生能源是中國能源資源稟賦的主要組成部分，更是農村能源資源的特征。”杜祥琬告訴記者，河南省開封市蘭考縣的實踐印證了這一潛力——通過開發生物質天然氣和風光項目，蘭考可再生能源裝機從2017年的31萬千瓦躍升至135萬千瓦，風沙鹽堿地蛻變為“風光新能源城”。
據國網能源研究院預測，我國分布式光伏技術可開發潛力超過20億千瓦，其中農村地區屋頂光伏技術可開發潛力超8億千瓦。中國沼氣學會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每年產生農作物秸稈總量約7.9億噸，畜禽養殖糞污約30.5億噸。
農村地區不僅蘊藏巨量的風、光、生物質資源，更擁有迫切的清潔用能需求——散燒煤仍占農村能源消費55%以上，每年數億噸秸稈被低效直燃，浪費資源且污染環境。
這種“資源與市場同地共生”的特性，使農村成為能源低碳化的理想試驗場。杜祥琬指出，相較于城市大規模改造基礎設施的阻力，農村能源革命具有成本低、場景多、阻力小的優勢，反而是能源革命的“沃土”。
國家戰略已為農村能源革命擘畫清晰路徑。近年來，從“千鄉萬村馭風行動”“千家萬戶沐光行動”，到農村能源革命試點縣建設，一系列密集出臺的政策舉措，有力打通了農村能源轉型的落地通道。
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強農村能源體系建設”，讓“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成為農業強國的鮮明底色”。
對此，杜祥琬呼吁，應進一步提升農村能源革命的戰略高度，將其深度融入國家生態文明建設、能源革命與鄉村振興的戰略框架。“農村能源革命任重道遠，亟須各方協同發力，積極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農村能源革命支撐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模式與實施路徑，為我國能源革命和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堅實保障。”
產業脫節與利益失衡的深層矛盾
盡管戰略清晰、資源充沛，農村能源的發展仍面臨嚴峻的結構性矛盾。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張潔清犀利指出：“農村可再生能源發展，既不等同于農村能源系統轉型，也不等同于鄉村振興。”這一判斷直指當前核心痛點——能源生產與鄉村發展“兩張皮”。
消納困境首當其沖。張潔清指出，我國農村地區可再生能源產量遠超當地消納能力。
究其原因，一方面，農村地區承載著全國三成人口，其用電量僅占全國總量不足10%，且主要依賴化石能源；另一方面，播種、灌溉、秋收等季節性負荷波動顯著。更重要的是，戶用分布式光伏發電基本全額上網，未能有效服務本地產業發展需求，缺乏本地消納渠道。
產業脫節導致農村地區“有綠電無紅利”。縱觀農村可再生能源實踐，主流模式可歸納為三類：閑置土地或屋頂出租的空間租賃型、農/林/漁光互補的綜合利用型以及能源與產業深度融合型。
然而，現有模式的弊端已普遍顯現：粗放開發誘發系統性風險，空間租賃催生“光伏貸”詐騙、屋頂安全隱憂及泄洪通道侵占等亂象；綜合利用型項目因光伏板鋪設過密過低，引發農業荒廢、水體富營養化等生態反噬。融合實踐流于形式，多數“光伏+”項目僅進行物理空間疊加，未實現技術協同與價值鏈整合，導致部分企業借政策套利建造“建而不管”的空殼工程，進一步加劇產業割裂。
利益分配的失衡正在侵蝕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張潔清調研發現，整村光伏開發中，農民常被簡化為“屋頂出租方”，年收益僅千余元，這種“一租了之”的模式不僅使農民完全無法分享能源增值收益，更缺乏能源轉型的參與感和獲得感。
與會專家紛紛表示，這種利益失衡現象，其根源在于多重機制的缺陷：
——開發主體存在錯位問題。戶用分布式光伏項目由外部能源企業主導開發，導致村集體和農民被擠壓到產業鏈末端，利益獲取有限。
——政策執行出現偏差。盡管“千鄉萬村馭風行動”等政策明確要求“村企合作、惠民利民”，但部分企業為規避風險，往往傾向于選擇單純的土地租賃模式而非更深層次的合作。
——價值鏈條斷裂問題尤為突出。當前，農村生物質資源的利用仍以低附加值的直燃為主，其蘊含的巨大增值潛力未能留在鄉村地區。
機制創新與技術賦能的協同進化
擺脫困境，需在機制與技術兩端同步突破。
農村合作社模式或成為撬動利益重構的杠桿。落基山研究所董事郝一涵分析典型案例后指出，內蒙古嘎查股份經濟合作社聯合22戶牧民投資900萬元建設“棚頂發電、棚內養殖”光伏工程，年收益約101萬元；浙江蕭山區益農鎮以村集體為主體，投資1600萬元建成分布式光伏項目，年穩定收益超百萬元，且每戶每年可享3000千瓦時免費電。
這種合作社模式，讓當地實現了“資源變資產、農民變股東”的共富目標。“農村能源合作社由農村居民自愿組成、集體所有，共同開發、管理和利用農村地區自然資源，能降低成員用能經濟負擔，促進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郝一涵告訴記者。
“多能互補是解決農村能源發展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中國農業大學電氣工程學院副院長井天軍認為，多能互補可顯著降低用能成本、提升系統效率，從而增強項目的經濟可行性。
作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發源地，浙江安吉縣在探索建設多能互補的綜合能源網絡方面也蹚出了一條可復制推廣的綠色發展路徑。
“安吉縣依托天荒坪、長龍山兩座抽水蓄能電站與零散儲能設備，構建‘集中式+分布式’儲能網絡，滿足白茶炒制、旅游民宿的峰值需求，縣域光伏實現了100%的全消納，更打造出全國首個全要素零碳鄉村——余村。”國網浙江安吉供電公司總經理雷江平分享實踐經驗。
從農村地區源荷特性出發，國網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所長代紅才認為，微電網將成為大電網向農村供電的有效補充，在農村地區構建具有自安全、自平衡、小微化、綠色化、數智化和共享化特征的農村自治型智能微電網是重要方向。
“在新能源資源富集的農村地區，基于風、光、沼氣和柔性增容裝置的低壓就地電力平衡控制、離網模式群調控技術等，可實現鄉村100%綠電供應。”代紅才以分布式綠電供應模式的典型場景為例進一步闡釋。
此外，政策精準滴灌亦需升級。“需建立健全覆蓋設計、建造、運行與維護全流程的農村低碳/零碳建筑標準規范體系；亟待完善農村能源統計核算制度，重點解決用戶自建自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及非商品化能源統計核算難題。”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新興能源處副處長喬勇提出建議。
當清潔能源與鄉土產業深度咬合，能源轉型便不再是外部任務，而是內生需求，是一場涵蓋產業重塑、生態治理與民生改善的系統變革。與會專家的發言洞見深刻——唯有將能源嵌入鄉村肌理，使農民成為轉型主體，讓綠電賦能產業振興，農村能源革命才能從政策高地真正走向希望的田野。
責任編輯：閆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