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為政嶺南的治理智慧
來源：中國能源新聞網(wǎng) 時間：2025-02-05 11:29
皇甫湜在《韓愈神道碑》中形容韓愈貶謫生涯時如是道：“大官謫為州縣，薄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與唐代大部分貶官“薄不治務”不同，在中唐復雜壓抑的政治環(huán)境中，韓愈是少數(shù)能以積極姿態(tài)在貶謫之地開創(chuàng)一番事業(yè)的人。在嶺南，韓愈完成了傳播教化、整頓祠祀、弘揚仁政等儒學實踐，他在陽山、潮州任內都有出色的政績表現(xiàn)。身為潮州父母官，韓愈并未簡單地將嶺南獨特的文化風俗看作是蠻夷之陋習，而是入鄉(xiāng)隨俗、順遂民意。從韓愈嶺南時期的政治實踐中，可以看到他真正繼承并踐履了儒學的文化包容理念，后世歷任潮州官員莫不以其為師。
韓愈的民族觀與嶺南認識
韓愈認為，國家文化精神的確立，不僅需要儒家思想作為立國之本，也需要包容儒家思想之外的多元文化。安史之亂后，唐人對少數(shù)民族和邊遠地區(qū)文化產(chǎn)生了戒備和抵觸心態(tài)，朝廷內外對于蕃將的不信任感也與日俱增。但從長遠發(fā)展角度來看，民族內部的猜忌和分裂無法修補唐王朝受損的元氣，更無益于國家精神的凝聚。針對時局，韓愈提出一套不以民族形式為別，涵蓋萬象的制度觀念。他認為，要在明確胡漢一家親的基礎上，將儒家的禮義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規(guī)則之中，以規(guī)范被戰(zhàn)亂破壞的國家秩序。
相比于前人，韓愈對于民族關系的看法融入了更深刻的文化思考，他的關注點在于“大一統(tǒng)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而不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民族歧視”，顯然，他更注重文化影響而非族類之別，這影響了他對嶺南地區(qū)的認識。韓愈被貶陽山時，因言語不通，與當?shù)匦±魺o法交流，只能畫地為字，官吏的日常行政工作難以開展。因此他在嶺南積極推廣唐朝中原官話，“以正音為潮人誨”，積極促進嶺海地區(qū)與中原的交流溝通。在他眼中，嶺南雖然是當時人眼中的“夷外之地”，但本質上依舊可以為儒家文化所包容。
在韓愈所撰的《南海廣利王神廟碑》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對治理嶺南地區(qū)的認識和思考。
入唐以來，中央政府不斷加強對嶺海地區(qū)的管理，唐開元十四年，為了祈求甘霖、保佑出海貨航順利，玄宗派遣張九齡前往南海神廟，舉行了盛大隆重的祭祀，敕封南海神為“廣利王”，并下令由廣州刺史每年代祭南海神。在唐王朝強盛時，國家級別的祭祀活動既是宣示領土主權的需要，也是向邊陲地區(qū)施加文化影響的重要方式。然而自張九齡之后，地方官員借口畏懼神廟附近的海浪風波，竟無一親臨南海神廟祭拜。后來安史叛亂爆發(fā)，在國家離亂之際，更鮮有官員踏足神廟。直到元和十二年，新任廣州刺史孔戣前往嶺南平藩，他曾三次親臨南海神廟進行拜祭，并監(jiān)工重修神廟。新廟竣工后，孔戣邀請韓愈著文紀念修葺神廟之事，《南海廣利王神廟碑》因此得來。
在國家分崩離析、精神不穩(wěn)的年代，孔戣舉辦盛大的儒家祀典，目的在于強化邊地之民的國家正統(tǒng)意識，祭祀的重點在“治人”而不在“事神”，這一點甚為韓愈推崇。因此在《南海廣利王神廟碑》中，韓愈并未著重書寫南海神以及神廟修筑諸事，而是花大量篇幅寫刺史孔戣在嶺南所施行的儒政，稱贊孔戣治下的廣州呈現(xiàn)出政通人和的面貌。這背后也體現(xiàn)出韓愈的施政觀念。
韓愈在思想上繼承了前代儒學家的仁學精神，推出以仁義為核心的“道統(tǒng)”觀，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和實踐意義，在與嶺海少數(shù)民族的相處中，他踐行了儒家文化中寬和包容的理念。在潮州任時，韓愈廣納群言，探訪民情，“與官吏百姓等相見”，他檢視農(nóng)耕狀況，挖掘溝渠，加固堤壩，不斷改善潮州百姓的生存環(huán)境，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并且不取薪俸，謝絕饋贈。韓愈在嶺南的政治實踐中，既有對儒家經(jīng)典、政治結構與社會分工確認，也有對社會倫理秩序與禮儀建設的思考。
因地制宜：韓愈在潮州的政治實踐
古代嶺南民間巫祀崇拜之風盛行，當?shù)厝松踔吝B醫(yī)病問診之事，也要求助于鬼神巫祀。元和十四年，韓愈初至潮州，詢問吏民疾苦，便得知了鱷魚作亂的情況。在嶺海地區(qū)脆弱的生存條件下，個體力量的弱小使得百姓對巫祀活動的依賴更深，依海而居的百姓對鱷魚束手無策，只能對其進行供奉祭拜，以祈求安寧。
為了清理鱷魚之患，韓愈在惡溪旁舉行祭祀鱷魚的儀式。他命令部下宰豬宰羊，將祭品投放在鱷魚常出沒之處，并宣讀《祭鱷魚文》，命令鱷魚南徙大海。在祭祀過程中，韓愈先對鱷魚“曉之以理”，與其定下“七日之約”，鱷魚若是不聽勸解，依然盤踞此地禍害百姓，便是它不守約定、無信無義，到時候再操強弓毒矢，將其剿滅。韓愈通過這套儀式，向潮人展示了儒家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的行政處理方式，表明鱷魚侵擾人類的日常生活，人類亦可以征服者的姿態(tài)驅逐鱷魚，依靠自己的能力保衛(wèi)家園安寧。
在當時，這種行政方式的使用，目的不僅在于驅逐鱷魚，也在于教化百姓。一方面，韓愈采取“先祭祀”、“后驅逐”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對海洋文化語境下自然生存秩序的尊重。另一方面，獨特的祭祀形式和記錄性的祭文，能使祀典中儒家“道德觀”精神流傳得更廣、更深遠。在韓愈所掌握的文字陣地中，鱷魚從神物降格為可以被刺史命令、被規(guī)訓的普通動物，威脅性自然大大減弱了。
清代《廣州通志》中記述了韓愈驅鱷的結果：“約三日至七日，使徙去，以避天子命，吏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shù)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最終鱷魚散去，韓愈在潮州留下了“文能驅鱷”的美談。
從嶺海地區(qū)的發(fā)展來看，驅鱷帶來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在祭祀鱷魚后，韓愈在潮州開展了一系列造福民生的改革，諸如興教化、釋奴婢、辦州學、正祠祀等，都貫徹了以仁義道德為主，刑政措施為輔的精神，是基于嶺海地區(qū)復雜的文化情況而進行的正確實踐，亦取得了豐厚的成果。
首先，借驅逐鱷魚的舉動，韓愈對潮州民間雜亂無章的巫祀行為進行了一次規(guī)范和整頓。潮俗的丕變，與祀典儀式的整頓有著相當大的關系。韓愈潮州為政期間，經(jīng)常利用潮州地方習俗中愛好祭祀的傳統(tǒng)，用正統(tǒng)的儒家禮樂秩序規(guī)范民間淫祀，他主持祭祀大湖神、城隍神、界石神，都是為了達到規(guī)范祀典儀式管理的目的。
其次，興學立教，提升潮州地區(qū)的教育水平。韓愈驅鱷魚以除百世之害，嶺海地區(qū)才能開始置鄉(xiāng)校以教千里之民。韓愈上任后，舉薦儒學人才趙德?lián)纬敝莺ｊ柨h尉，負責主持州學，教授生徒，他還撥出自己的薪俸作為辦學基金資助生徒伙食，扶持鄉(xiāng)學。在韓愈的大力整革下，潮州學風煥然一新。
最后，在生產(chǎn)生活方面。韓愈借驅鱷之機，帶領百姓興修水利，筑修北堤，給封閉的沿江大地帶來了五谷豐登的時年，潮人贊其“功不在禹下”。除此之外，他還關心農(nóng)桑，釋放奴婢，讓許多窮苦百姓擺脫了奴役的枷鎖，在韓愈及后代繼任者的努力下,潮州的社會經(jīng)濟得到了持續(xù)穩(wěn)定的發(fā)展。
韓愈嶺南為政的深遠影響
昔日召公聽訟于甘棠之下，百姓見棠樹便思其人，《毛傳》有“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之說加以稱頌。這種文化效應在韓愈身上則更為明顯，他在潮州任刺史僅半年左右，就能夠“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在韓愈的治理下，嶺海地區(qū)呈現(xiàn)出一派“海濱鄒魯”的面貌。自韓愈之后，繼任的潮州官員莫不師韓仿韓，立學興教，大力推廣傳播儒學。
明嘉靖年間所修的《潮州府志》中，記載了韓愈以詩書禮樂為教、規(guī)范祀典對潮俗演變影響：“自昌黎刺郡，以詩書禮樂為教，始知文學。明興，文運弘開，士漸知明理學，風俗丕變，冠昏喪祭多用文公家禮……然營宮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繼絕嗣、重祀田，比屋詩書，弦誦之聲相聞，彬彬乎文物甲于嶺表。”直至明清，潮州人仍能遵循韓文公所制的儒家禮法進行生產(chǎn)生活，人人皆通《孝經(jīng)》之義，家家傳誦周孔之書，可見韓愈對潮州文化風氣的改變影響之深。
韓愈離開潮州后，為紀念其刺潮功績，潮州人將祭祀鱷魚的鱷溪改名為韓江，祭祀鱷魚的渡口，則被稱為“鱷渡”。清代詩人鄭蘭枝來到韓江邊，望江面開闊，遂有詩云：“自是祭文神妙處，于今歌詠在江中”。“潮州八景”中的“鱷渡秋風”、“韓祠橡木”，都和韓愈曾經(jīng)為政的事跡有關。在民間，韓愈更是影響了潮州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蘇軾在《韓文公廟碑》中記載了當時的情形，潮州人敬韓公至深，飲食之際必行祭禮，無論遭遇水澇干旱或疾病瘟疫，凡有所求，必定向韓公祈禱。
韓愈以儒治南海、陽山和潮州之民，所造成的影響之深刻久遠，為歷代稱頌。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咸平年間，鱷魚再度為惡，時任潮州通判的陳堯佐效仿韓愈，指揮驅趕鱷魚，并撰寫《戮鱷魚文》，歐陽修在《神道碑》中對其進行了贊揚，認為陳公和韓愈一樣，都做了有利于百姓民生的好事，陳堯佐也因此得到了潮州人民的尊敬。（陳潤楠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江蓬新
